新书坊 | 半部文学批评史缘何经久不衰
——罗根泽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的方法、体例与文学观念
王 波
罗根泽(1900-1960)先生的学术成就可分为三大领域:中国文学批评史、诸子学、中国文学史。在研究者看来,前二者难分伯仲,抑或文学批评史竟拔得头筹。罗氏批评史只包括周秦、两汉、魏晋六朝、隋唐、晚唐五代、两宋六篇,元明清部分付之阙如。可以说,他正是凭借未完成的这半部批评史成为一代学术史名家。那么,这半部著作到底有何特色呢?
罗根泽有言:“生平有一种怪脾气,不好吃不劳而获的‘现成饭’,很迷信古文大家曾国藩的话:‘凡菜蔬手植而手撷者,其味弥甘也。’”同时,他常引用顾亭林“开山采铜,利用废铜”之言。有此学术理念,他很少采用间接材料,而是大量查找原始文献,遍访秘本,从而得以翻阅当时颇为珍贵的《文镜秘府论》和《吟窗杂录》等文献,从中抽绎出大量的第一手材料。如此,魏晋六朝篇单列两章专论“音律说”;隋唐篇单列两章专论“诗的对偶及作法”;晚唐五代篇专列四章论诗格、诗句图、诗品及本事诗;两宋篇也单列一章专论诗话、词话、文话、诗文评点。不说当时的著作,就是之后多卷本的《中国文学批评通史》、《中国文学理论史》在材料占有方面也难说比之更胜一筹。此外,把佛经翻译论纳入文学批评史,更是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。早在1934年,有论者对之评价道:“在材料上之供给,可谓博矣大矣详尽而至于无以复加……实材料之宝藏,文评之秘府。”时至今日,此评价仍不为过。
(1900—1960)
在“绪言”中,罗根泽提出文学批评“可随空间时间而异,也可随文学批评家而异,也可随文学体类而异”。所谓“随空间时间而异”即“历史的时代意识”,其形成由于“社会、经济、政治、学艺及其所背负的历史”。这种史观具有鲜明的唯物论色彩。20世纪30年代始,他就思考社会经济与学术思想之间的关系,并且阅读了普列汉诺夫《唯物史观概说》等著作。显然,如此史观决定了编年体、纪传体、纪事本末体各有所短,不能做到章学诚所说的“尽其天而不益以人”,从而他创立了一种“综合体”:先依编年体的方法,分全部批评史为若干时期;再依纪事本末体的方法,就各期中之文学批评,按照随文体而异或随问题而异,分为若干章;然后再依纪传体的方法,将各期中随人而异的伟大批评家的批评,各设专章叙述。如此灵活圆通的著述体例,编著起来自然就得心应手。
有了材料和体例,之后就是如何选材和解释历史的工作。罗根泽有一套自己叙解历史的方法。首先,他选叙的标准有二:述要与述创。根据黄宗羲论讲学“宗旨”与曾国藩论作文“端绪”,他认为,述要就是叙述批评家的根本观念。有了根本观念,批评家对于作家作品的具体批评就是有因之果。因此,前者必须阐述,后者不必一一胪列。对于述创,他分为四种:纯粹的创造、综合的创造、演绎的创造、因革的创造。不过,纯粹的创造是不存在的,罗著中主要论述的是后三者。其次,他把解释方法分为释义和释因果两种。释义即解释是什么,又分为三种:明训、析疑与辩似。释因果是解释为什么和有什么影响。他将释因概括为物、人、学三方面,物是时代意识,人是批评家,学是文学体类。对于一种文学现象的发生,他往往同时顾及三个因素。他又把影响分为作家影响、社会影响与学艺影响。不过,因果往往呼应,他选择的是详于释因,略于释果。
清华国学研究院部分教师:后排:从左至右分别为章昭煌、陆维钊、梁廷灿。前排:从左至右分别为李济、王国维、梁启超、赵元任。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年间共收四届,实际完成学业68人。从事专门研究,他们后来有的执教于大中学校,有的任职于文化学术机构,大多成为史学、考古学、文学、古文字学、哲学等学科领域的著名学者。罗根泽先生便是其中一员。
在“绪言”中,罗根泽开篇就界定“文学”的含义。相对于章太炎的广义文学观念与当时通行的诗、小说、戏剧及美文四分类的狭义文学观念,他选择了折中义的文学观念,包括诗、小说、戏剧及传记、书札、游记、史论等散文。当时不少文学史和批评史著作以“纯文学”概念攀附古代文学,从而将先秦诸子等弃于叙述对象之外。而罗根泽没有如此生搬硬套,连不符合其文学含义的王充《论衡》、刘知几《史通》也考虑其中。的确如朱自清所说,他做到了“将中国还给中国,一时代还给一时代”。对于各时代具体的文学观念,他基本上以“载道”和“缘情”来描述文学批评历史的交替更迭。总体而言,周、秦、汉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属于载道的文学观,六朝、五代、晚清、五四属于缘情的文学观。不过,在具体论述时,他针对复杂的情况具体而论,比如,两汉也有载道与缘情的冲突;六朝,裴子野、萧驿是载道的文学观;晚唐诗文论是缘情的文学观。同时,他认为,“道”与“情”之间也不是绝然对立的,实则情每需乎道、道亦本于情。
早在1934年版《自序》中,罗根泽就自信地规划:两年之内出版其余的三册。然而,直至他去世,两宋篇成为遗著,元明清篇终成梦幻泡影。这既因时代风云变幻,也与现代教育体制有关。抗战爆发后,他颠沛流离,生活艰难,仅可勉强度日,遑论学术研究。新中国成立后,全国高校课程改革,限于教学任务,他不得不放弃文学批评史,专攻文学史。五十年代后期,虽然高校重开文学批评史课程,但是此时他健康开始恶化,不能坚持上课,其批评史事业也走到了尽头。不过,这半部批评史终因其材料详赡、叙解方法独特、体例创新、文学概念切实成为学术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山。
(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4月21日第六版,经授权转载。)
罗根泽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,是文学批评史经典之一。作者以诗话文评为山铜,以文集笔记为沙金,搜罗大量资料,独创"综合体",将古代文学理论分为几大阶段,再将每一段的各种文学批评现象分类,将中国还给中国,一时代还给一时代,由此将本国材料跟外来意念打成一片,取得不同凡响的成就。
罗根泽(1900—1960),字雨亭,直隶深县(今河北深州市)人,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。先后求学于清华研究院国学研究院、燕京国学研究所,师从梁启超、陈寅恪、冯友兰、黄子通和郭绍虞诸先生,在安徽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南京大学等处任教,有多方面的贡献,尤以诸子学、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国文学史为突出。曾应顾颉刚之约,主编《古史辨》第四、六册,这是当时诸子学论文的总汇,影响深远。专著有《乐府文学史》和《中国古典文学论集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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